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吴太尚散文|| 我的雁宁老师

来源:四川文学网     作者:吴太尚     人气:     发布时间:2021-08-16
摘要:这些年,我一直想给他写一篇文章,不仅仅因为他是“传道授业解惑者也”,最重要的,他是我人生转折的关键所在。
        我和著名作家雁宁老师,一晃二十多年未见面了。这些年,我一直想给他写一篇文章,不仅仅因为他是“传道授业解惑者也”,最重要的,他是我人生转折的关键所在。当年,如果不是他的慧眼、博大、怜悯,我这个大巴山的农民娃,或许至今都还被不幸的命运捆绑着,押解在打工的道路上,用脚步丈量生活的艰辛,用汗水融化时光的瘦长,用迷惘抚摸锈蚀的梦想。
        那是1989年3月的一天,在海南岛打工的我,途经大巴山首府达县(现为达州)回巴中时,因为没有车了,只好逗留一个晚上。那天下午,当我无聊地徜徉在陌生弥漫的大街上,在含苞欲放的心事中打捞春色的时候,突然心血来潮,产生了拜访雁宁的冲动,报着试一试的心理。我知道这里有个《巴山文学》,还有个巴山作家群。那么多作家,为什么偏要去拜访雁宁呢?主要是因为他的名气大,常常被排在巴山作家群之首(雁宁、谭力、杨贵云、宋小武、李贵、李祖星、张建华、文冰、陈官煊、杨翰端......)。放眼当时的四川文坛,除了省作协主席周克芹(长篇小说《许茂和他的女儿们》的作者,荣获首届茅盾文学奖),无论是才气还是成就,雁宁恐怕就是坐二望一的人物了。我也知道他主要创作乡土小说,出版过小说集《小镇人物素描,在《人民文学》发表的《牛贩子山道》,还获得了1987年全国优秀中短篇小说奖。
        说来还是有缘分,在地区文化局的家属院,我正巧碰到了雁宁的妻子,长得十分漂亮。他们已经不住这里了,买了一套大房子,在不远处的黄泥?坡。作家买房,这在当时绝对是一个新闻,因为那时候是计划经济,作家几乎是靠工资吃饭,每月大概一两百元。
        我就是这么认识雁宁的,乃生平第一次见到作家,宽额大脸,略微发福,一身休闲打扮,散发着一股神秘气息。没有什么架子,只有笑吟吟的宽厚,文绉绉的仁慈,还有眼镜闪烁的智慧,风流才子的潇洒。虽然也算是中等偏上身材,但总感到他有大巴山的伟岸。我把他叫雁宁老师。一阵寒暄之后,我就开始恭维他了,说自己是他的忠实读者,很喜欢他的小说,然后才直奔主题,讲我的坎坷人生和文学梦想。我虽然是七八级的初中生,但除了语文好一点外,各科成绩都差得一塌糊涂。初中复读的第二年,又突遭厄运,不得不辍学,从而也堵死了改变我命运的唯一的当兵之路,只好回家当了四五年农民,又当了三四年代课老师。后因前途确实渺茫,只有面对现实,外出打工了。前年在新疆淘金、放羊、碎石,去年又在海南岛晒钛矿......但从没放弃文学梦想,希望杀出一条血路,安慰哭泣的脚板。可是文学之路同样充满艰辛和坎坷,写了很多东西都见不了天。最有希望的一次是《青年作家》,曾经通知我发表一篇短篇小说,可是后来不知怎么的,又没有音信了。我说您是著名作家,我想拜您为师,指点指点,推荐推荐。雁宁没有拒绝,所以我离开时便给他留了几篇短篇小说。他则给我赠送了一本上面印有“达县地区创作办公室”字样的稿笺,还有一部签了名的长篇小说《女带家》,还说了一堆鼓励我的话。直到这时,我才知道他姓田,雁宁是他的名字,也是他的笔名,现在不再写中短篇了,正以(香港    雪米莉)的形式写长篇小说,出版了《女带家》《女老板》等好几部,反响相当不错。我有些不解,为什么要在雪米莉的名字前加上“香港”?他说这都是被迫无奈,如今的读者唯台港是从,唯女性是瞻,台湾的琼瑶,香港的亦舒、岑凯伦,她们的言情小说已经统治了大陆市场,他和谭力只想在这方面证明证明。哦,原来如此,是忽悠读者的。后来,这事被他们的一位作家朋友,在媒体上捅破了窗户纸,把雪米莉脱了个精光,引起一片哗然,掀起一阵骚动。
        从此,我便把雁宁视为一棵大树了,一边幻想着乘凉和避雨,一边在家里老老实实的种植烤烟。我当时想得很美,希望借助他的光环,照亮我发霉的文字,复活我奄奄的梦想,然后混进县文化馆,哪怕是个临时的夜壶工也好。
        那年夏天,雁宁突然来信,叫我去达县一趟,简直令我欣喜若狂,一定是要拯救我了。原来,他是安排我到巴中、平昌两县跑广告。四川人民出版社要印一本1990年的台历,每一页都需要企业赞助。可是我却令他失望了,跑了四五家几乎都是无功而返,不但没挣到百分之三十的回扣,反而还稀泥巴擦屁股----倒巴一砣(主要是差旅费)。雁宁知道结果后,并没有对我恨铁不成钢,似乎知道广告难跑。
        大约两个月后,雁宁又一次拯救我,写信推荐我到海口市去投奔李旭东。那时,海南岛刚建省一年多,算是一片热土,蜂涌而至了很多梦想家,李旭东就是其中之一。李旭东是平昌人,据说也是个作家,如今下海了,在海口开公司,办公室就设在海军招待所。
        不知什么原因,我却成了李旭东经理的一块烫手山芋,他有些为难了,把我推荐给达县地区丝绸公司的办事处,结果依然失望。我只好成了一个匆匆过客,心情相当沉重,全是椰树的长影,全是海水的苦涩。自己从大巴山千里迢迢带着希望而来,坐了两三天的火车,在海口没有待上半天,如今又要打道回府。唉!看来我只有卖苦力的命了......想着想着,一股悲凉油然而生,只感到那清凉凉的海风,就是我泪水飞舞的精灵,任凭它怎样的惬意,也抚慰不了我那失落后的忧伤......
        那年秋天,当我把烤烟收获之后,趁着农闲,便和邻乡一个伙伴去陕北挖煤了。200元一个月,比我当年代课半年的总和还多,不仅充满了诱惑,同时也充满了危险,我们乡就死了好几个。但我报着一丝侥幸心理,鼓起巨大勇气,主要是想挣一笔钱,修几间瓦房,再娶个老婆,成一个家。看来,雁宁好像是靠不住了,这一切还得靠自己,我肯定是当一辈子农民的命。
        不过我还是对他报有一线希望,所以那天就在破窑洞里给他写了一封信,倾诉挖煤的艰辛和危险,想再次触动他的恻隐之心,把我从黑暗里拉出来,见到最真实的阳光。我说我一点儿也没有煤幸运,煤是从地狱来到人间,我却从人间来到地狱,仿佛生不如煤,将来死了也不如煤。没想到他居然回信了,好像有些爱莫能助。但我并没放弃,而是紧紧地抓住这根救命稻草。那年腊月,我特地去达县给他提前拜年了,带着一大包被真诚浸透的腊肉和土鸡。
        1990年4月,我终于盼来了雁宁的召唤,成了他麾下的一员。那时候,雪米莉“小姐”还披着一张神秘的面纱,鲜为人知,也没有遭人嫉妒,可谓风华正茂,体态丰满,性感迷人,追求者趋之若鹜,尤其是书商,再就是读者。雁宁和谭力已经忙不过来了,只有秘密的招兵买马,悄悄的形成了一条闷声发财的产业链。据说,他们的一部雪米莉小说(大约20万字),当时至少可以卖到一两万或两三万。凭雁宁和谭力的横溢才华,每月写一部可说是轻轻松松。后来,不可思议的是,成都一个书商还开创了全国先河,竟然用自己的豪宅换取雁宁的书稿。如此一来,雁宁在成都的房产就有了第二套,一套在抚琴小区,一套在玉林片区,让四川作家既羡慕又嫉妒。
        我这个从没写过长篇小说的文学青年,就是这么投入到雪米莉温暖怀抱的。很明显,我这个水平不能担当雪米莉系列小说的创作重任,只有打杂,雁宁安排什么我就做什么。开初,是对一些成品或半成品的稿件进行改改写写,类似编辑,又好像二次创作,打磨好后交给雁宁,再由雁宁卖给书商。后来,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爬打滚,开始小试牛刀,而且还马马虎虎,大大出乎我的意料,没想到自己也能驾驭长篇小说。因为在这之前,我的所有习作都是中短篇,长篇想也不敢想,主要是怀疑自己的能力,根本就没那个底气。第二件杂事是,有时候我还要出差送稿件,顺便把稿费带回来,到过北京、郑州、成都、重庆等城市。最愉快的是到北京出差,那几天,我把北京的风景差不多扫了一遍,认识了作家韶华和《中国科学报》记者韩健青,还真心羡慕了书商彭ⅩⅩ和他美丽的小情人,让我看到了一个更大的世界。第三件杂事是,我还要常常去火车站取样书,每一次五六十本,满满的一背篼,来回一两个小时,背到那个黄泥?坡,直接送到雁宁七楼的家里。我差不多每月都有任务,只是没有具体的工资,因为这方面难以启齿。人贵有自知之明,雁宁能够收留我,有一碗饭吃就很不错了,干嘛还要提那些呢?只有凭他的心意了,想给多少就给多少,想什么时候给就什么时候给。总而言之,还是比我打工要好,别的不说,至少每天不用汗流浃背了,而且也有了“搞写作”的虚荣。还有一点,我已经拓展了雁宁给我制造的那个小圈子,认识了一些作家和诗人,还在《巴山文学》发表了小说、诗歌,《通川日报》发表了散文。这些都是我抽空写的。闲暇时候,我除了干点私事以外,主要是读雪米莉的书,其次就是读一些武侠小说,学习别人的语言,思考他们的结构,研究其中的元素和套路,准备有一天蓄势待发。
        老实说,这期间雁宁待我也还不错。每当他有书商或朋友来达县时,就派保姆来通知我去街上饱餐一顿。有时送样书,也顺便把我留下来打一次牙祭。而且他也十分信认我,成千上万的稿费都放心我带回来,不怕我跑了,这一点非常难得。反过来我也对他忠心耿耿,总是一分不差的交给他。
        然而,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。1991年的那个冬天,在凤凰山脚下的那间小屋里,一连好几个晚上,我都在野心辗转的难眠中,迷失了,彷徨了,纠结了,不知道自己是一只凤凰还是一只山鸡,是飞向成都还是坚守达县。但我这只自认为是凤凰和山鸡的混血儿,最终还是毅然决然的选择了离开,一是受青年诗人文冰的指点,二是我已在雁宁的筵席上吃不饱了,三是自我感觉羽翼渐丰 。那几天,达县下了一场鹅毛大雪,凌空飞扬,扇动万籁,把我的前景冻得阵阵痉挛。
        我就是这样带着一支秃笔闯荡成都的,孤身一人,举目无亲,一片茫然。可是成都并不温暖,同样下了一场只有北方才有的大雪,厚厚一层,茫茫一片,让我的遐想瑟瑟发抖,禁不住想起英国诗人雪莱的《西风颂》,冬天即将过去,春天还会远吗?
         最先的落脚点是九龙饭店的一家文化公司,后来又去了一家出版社的读者服务部。白天上班,晚上写作,累了睏了就在办公室打地铺,主要是写类似雪米莉那样的小说。几个月下来,我终于写了一部,十八九万字。于是就去找书商。按照当时的市场规矩,书稿如果被书商看中,就签一个代理出版协议,先付一半稿费,另一半书出后付清。出乎我意料的是,非常顺利,第一次出手就被一个书商看中了,竟还卖了5000元。天啊,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,算是我在成都挖到的第一桶金,因为我每月的工资才一两百元。就这样,我便在文坛的夹缝中顽强的发芽了,发芽后又开始了野蛮生长。没有阳光雨露,只有路灯的影子和自己的汗水,还有女友的倩影和期待的目光。后者最有动力,她是我邂逅相遇的巴中老乡,正在电子科技大学就读,从而让我那寒冷而萧条的形单影只,终于有了幸福叠加的温暖。
        初次尝到甜头后,我的写作激情空前的高涨,总觉得灵感在脑子里汹涌,笔尖在稿纸上绽放。几个月后,又一部长篇小说完稿了。可是这一次,我遇到了一个不要脸的书商,耍赖了,以亏本为由,余下的稿费成了肥皂泡。但这并没影响我的斗志,发誓不再跟他打交道,反正成都书商多的是。不久,我就干脆辞职了,租一间房子,当起了自由撰稿人,一连写了两三部,仍然延续雪米莉的风格,背景放在香港、澳门,偶尔也放在东京、曼谷、吉隆坡,在言情上加上一些警匪元素,全靠故事和情节取胜,追求的是阅读快感。至于署名的问题,我依然像先前那样,悉听尊便,张三李四王二麻子都行,只要好销。这一年,我还受《青年作家》资深编辑孔繁禹老师的钦点,为该刊写了两篇报告文学,一篇是《雄鹰展翅》,另一篇是《奋进之歌》。看似一切都还挺顺利,可是,令我没想到的是,我的两三部小说却卡壳了,每本只是象征性的收了几百元定金,原因是全国书号紧张,一些出版社因为买卖书号出事了。
        怎么办呢?是去找个工作,还是继续写作?我不知道,只感到脑子一片茫然。恰在这时候,经朋友大力举荐,我去了南方一家报社当记者。本来也有机会进《成都商报》,可是我没有大学新闻系的文凭,也没有实际经验。几天后,我便黯然神伤的离开了,告别了成都,吻别了女友,只希望那湛蓝的海水,洗去我发霉的惆怅,在比基尼翻滚的沙滩上,一边拥抱陌生的太阳,一边踩出美丽的诗行。唉,“莫斯科不相信眼泪”,没想到遥远而咫尺的成都,同样如此。
        大约半年后,出版环境渐渐宽松起来,我的写作之路也迎来了峰回路转,柳暗花明,之前写的那两三部小说,终于有了福音,十之八九要变成铅字了。于是,我赶忙杀回成都,磨刀霍霍,准备重操旧业。从此,便拉开了以卖字为生的沉重帷幕,像蜗牛那样,背着全部家当,在作家云集的成都踽踽爬行......
        可是道路并非一帆风顺,仍然遇到一些不要脸的书商,书出了不结余下的钱,总是以亏本为由。更有甚者,一个中间人把我的小说拿去,说是找书商出版,不但不付一分钱,后来连尸也见不到了,他说被书商搞丢了。没办法,我只有搬起石头去砸天,因为主动权在他们手上,我算是一个弱势群体。尽管如此,但总比卖苦力好,也比待在雁宁那里好。我已经非常满足了。如今,我的命运我作主,不再活得像条狗,道路虽然还艰辛,牛奶面包总会有。果不其然,1995年5月,在我浪迹成都两三年,大约搬了五六次的家之后,终于写出了安身立命的房子。虽然位于二环路外,也只有八十多平方,但它至少可以让我那流浪四方的灵魂,不再是一片漂泊的云彩,有了一个安放之处,保管我农民的本色,耕耘张张格子,收获串串灿烂。那一年,在我光荣的成为红小兵、共青团员之后,又顺利的加入了四川省作家协会,介绍人是《四川文学》副主编何同心先生。
        在基本上解决了衣食住行的问题后,我开始创作转型了,从通俗小说的战场,转移到严肃文学的阵地,署自己的姓名,印自己的照片和简介,追求文学性、艺术性、可读性,还有文学所赋予的社会属性和价值取向,希望创立自己的名片,向心中的偶像靠近。说来,这碗饭真还不好吃,一点儿也不像写通俗小说那样“随便”,体会最深刻的是,常常为故事的走向和人物的设置而折磨得寝食难安......有时候为了把一段过度写好,一段心理写好,一段风景写好,总是绞尽脑汁......有时候为了一个词或一句话,也要想上好半天......有时候写了好几页了,甚至是几十页了,突然觉得不满意,撕了又重来......一句话,写得不好,出版社自然就不会出,因为没有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,这是明显的道理。
        可是,尽管我在这方面花了很多心血,下了很大的力气,但结果并没如愿。第一,天赋不行,骨子里没有这方面的基因,凭的是勤奋。第二,先天不足,肚子里没有学富五车的墨水,靠的是悟性。说实话,我也没读多少书,甚至连《红楼梦》《三国演义》《水浒传》《西游记》四大名著都没读过,年少时是没遇到,也无钱购买,成家后又忙着养家糊口,现在却是懒得去读。不过我还是碎片化的读了一些外国文学名著。在我看来,一个作家书读得再多,如果不去深刻感悟,读了也是白读。再就是,世界上的一切艺术,不是拿来主义,也不是套改,而是在摹仿大自然,摹仿他人。说白了,就是在摹仿中创新,在创新中摹仿。这个创新,就是加入自己的元素。这就是艺术家们为什么再三强调多读多看的原因,只是说得委婉罢了。所谓灵感,就是在多读多看中,灵魂上的震动,情感上的升华,思想上的爆发,思维上的开窍。鲁迅先生的《狂人日记》,可能就是摹仿的果戈里的同名小说,只不过他摹仿得十分低劣,小说名字一样,人物性格也差不多,唯一的区别是,一个是俄国人,一个是中国人。之所以能引起轰动,那都是时势造英雄。而聪明的摹仿昔,是不露任何痕迹的。第三,自己是秧田外的一株野生稻子,没有平台,没有关系,没有圈子,主人自然也就不会关注你,除非你长得比秧田里的好。第四,我也有陶渊明那种“不为五斗米折腰”的性格,作品从没去参与任何评奖,也从没去巴结过什么人得个什么奖,总是屹立在自己那低矮的笔头,做一个闲云野鹤,用一滴露珠禅悟人生,淡看秋月春风。泰戈尔曾说,天空没有留下翅膀的痕迹,但我已经飞过。是的,我已经飞过。十几年来,出版了《情患》《活葬》《巴山儿女》《党委书记的48小时》《婚缘》《一张梅花图》《书记与富豪》等十余部长篇小说,还发表了长诗《历经风霜花亦香》和一些散文。此外,我还利用作家这个金字招牌,编写了一大批青少年读物,一大批社科类图书,共计一两百种。
        回顾岁月的点点足迹,盘点人生的粒粒星光。虽然我在文学上没什么建树,但跟自己的起点相比,无论如何都是成功的。因为在我看来,成功并不是耀眼的光环,而是起点和止点之间的距离。我不仰止鲁迅先生的八字胡,也不崇拜他的子孙们,因为那根本就没什么,只不过他们是把天势、地利、人和全占了。我没有机会全占,只有做他的孺子牛,耕耘心灵的瘦土,种出野生的文字,让它们长成茅草的模样,取悦自己,丰富自己,滋润自己,不辜负季节的目光。还想做他的阿Q,小尼姑或许就是范冰冰。
        面对不错的成绩,如此良好的心态,这之中,我最应该感谢的人,非雁宁莫属,只是令人遗憾的是,我们再也没有往来了。其原因主要有两点,第一是稿费的事,1991年秋天,我写了一部30万字的武侠小说,交给雁宁。那时候我还在他手下打工,也不认识书商,所以只有交给他。1992年夏天,也就是我离开他半年之后,该小说出版了,他派他弟弟给了我4000元稿费,并在收条上强调“为一次性付清”。我当时很不高兴,不仅仅是嫌少,还有一种被绑架的感觉。后来,雁宁在1999年出版的一本名叫《坦白》的书里,谈过此事,说小说又找人修改过,最终才得以出版。我不知是真是假,因为我没有一本样书,也不知道书名是什么,作者署的是谁。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,书商绝对不会署我名,因为没有卖相。他们在这方面,常常是打擦边球,署武侠小说的领军人物,把金庸、古龙、梁羽生、温瑞安、卧龙生的名字,故意潦草成全庸、古尤、粱羽生、温端安、卧龙尘,实际上是仿冒,以假乱真,蒙骗读者。如果此事真像雁宁在书中所说,那也就合情合理,别人修改肯定不是白帮忙,雁宁会从我的稿费中扣出一部分。但愿那是真的吧,我相信老师说的话,只不过我知道得太晚了,六七年后才知道,而且是在一本书中知道的。如果当时给我说清楚了,我心里也就不会留下阴影。第二件事我也一直“耿耿于怀”,那是1999年的秋天,我在《成都商报》的“成都风情小说″栏目,连载了一篇名叫《情断九眼桥》的中篇小说。没想到引起了媒体一连几天的大讨论,主要是批判它的存在价值,说它庸俗。其中有这样一段话:
 
        成都风情小说,讲述“财经背景下的男欢女爱”,人物也不外乎富婆、款姐、靓仔、失意白领等,情节多是“三角恋”、“多角恋”,甚至是变态情感。叙述方式多以“第一人称”出现。这些故事发生地多是成都人熟悉的地名,给人亲切感。作者大多以“笔名”示人,他们中有公司职员,有教师,也有一些不得志的文学青年,作者的文化素质也不见得高。据畅销书作家雪米莉介绍,他曾经带过一位现在很“红”的吴姓风情小说作者,在老家只读到小学毕业。
        
        我当时看了非常生气,主要是商报那个谭记者,其次就是雁宁,他们明显是在抵毁我,损害我。那时候,我早就是省作协会员了,已在全国性的报刊上发表过小说、散文、诗歌,也以真名出版了两三部长篇小说。什么“庸俗”,什么“一些不得志的文学青年”,什么“作者的文化素质也不见得高”,什么“只读到小学毕业”......看似不完全针对我,我好像是神经过敏,对号入座。其实他们似乎就是冲着我来的,因为那个月我的小说正在连载,而且文中还说到“现在很‘红’的吴姓风情小说作者”。我觉得雁宁作为我曾经的老师,不该那样说,他应该知道,只要对生活真诚和善良,当一个小作家那是完全可能的。至于当大作家,那可是需要天才的。而我,就是那种当小作家的料。那天,我在接受《读者报》和《商务早报》的采访时表示,谭记者侵犯了我的名誉权,要求书面道歉,本人将保留进一步上诉的权利。他们还在文章中写了这些,也登了我的照片,写了我的成就,想把此事炒热。几天后,我还去商报找过谭记者,他有些支支吾吾。后来这事也就算了,因为有领导和朋友出面和稀泥。不过雁宁在我心目中的光辉形象,又一次暗淡了。
        我和雁宁的这种关系,就是这么疏远的。可是我的心却从没离开过他,一直默默地眷注着,就像眷注我的初恋。我到成都不久,他也举家迁来了,还有他那个写作班子的一些精兵强将。后来,由于雪米莉小说的鱼龙混杂和泛滥成灾,他便再一次搞起了严肃文学创作,有《都市放牛》《无法悲伤》等小说出版。2000年又去了北京,在影视方面大显身手,创作及参与策划了多部大型电视剧,《杀出绝地》就是其中之一。我想他也是应该知道我的,一是这个圈子本来就小,二是我们有好几次都在《华西都市报》和《成都商报》上碰面了,不是刊登书讯就是发表文章,而且他还在《坦白》一书中,以“巴中的农村青年小吴″的名字写过我:......后来他在成都定了居也成了家,发展得还比较顺利,他毕竟用一支笔把自己从一个打工仔变成了一个文化人......还有一段:......到了成都后,他逐步成了一个文人,前几年还出了几部长篇......
        这些年,我一直试图在滚滚红尘的淤滞中,寻找堵塞情感的阴霾,打开春天的窗户,看蝴蝶亲吻花瓣的舞姿,听蜜蜂拥抱芬芳的歌唱。这之中,或许有误会,有曲解,甚至还有一些人言可畏的偏见,齐东野语的传闻。但无论如何,雁宁都是我的老师,我的永远的老师。如果当年不是他的鼎力相助,慷慨接纳,真诚引导,让我触摸到文学的门道,感悟江湖的路数,肯定就没有我的今天。
        如今,随着时光脚步的悄然远逝,那些曾经盘绕在心里的所谓“成见”,已在日月悠悠的皱纹里烟消云散了,只留下“衷心感谢”四个字,在我那沧桑的记忆长河,熠熠生辉。
2021年6月10日于成都花园

作者简介
       吴太尚,生于六十年代,大巴山土著,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,现居成都。年少时命运多舛,被迫辍学,当过农民、教师、编辑、记者......曾经为了生存,觅食于大江南北,淘过金、放过羊、挖过煤......备尝人世艰辛,但从没放弃文学梦想,希望杀出一条血路,安慰哭泣的脚板。
       九十年代初,投入“雪米莉”的温暖怀抱,在晦暗中触碰光明。两年后,怀揣一支秃笔闯荡成都,在文坛的夹缝里野蛮生长,收割过小说、散文、诗歌、小品、相声,主要耕耘长篇小说,有《情患》《活葬》《巴山儿女》《党委书记的48小时》《一张梅花图》《婚缘》《书记与富豪》等10余部出版,另有纪实文学《女兵蒙难记》、评著《雍正》等出版,深受读者好评。还主编过《实用成语词典》《古今实用文体大全》等百余种优秀图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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