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鸡就是鸡,鸭就是鸭

来源:未知     作者: 李致     人气:     发布时间:2018-03-06
摘要:我三下农村的故事 我生在成都,长在成都。1939年,日本鬼子的飞机多次轰炸成都。为了躲警报,母亲带着我和几个姐姐,在市郊文家场住了几个月。那时我未满10岁,兴趣在喂鸭子、抓小鱼小虾,过小溪上的独木桥。夏天过完,就回城里了。 从中学开始,我参加地下
  ——我“三下农村”的故事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 
 
        我生在成都,长在成都。1939年,日本鬼子的飞机多次轰炸成都。为了躲“警报”,母亲带着我和几个姐姐,在市郊文家场住了几个月。那时我未满10岁,兴趣在喂鸭子、抓小鱼小虾,过小溪上的独木桥。夏天过完,就回城里了。

        从中学开始,我参加地下党领导的学生运动;解放后在共青团、出版、宣传、文联等部门工作,一直在大城市生活。一生中只有三次,分别在四川、辽宁和河南的农村,住过一段时间。

在四川简阳县“四清”

        1963年秋,中共四川省委组织工作团,到省内各地农村,开展“四清”运动。共青团四川省委派我参加,我被分在简阳县工作团。团长是董启勋,他早年去过延安,是个年轻的“老”革命,曾任省委财贸部副部长,刚从北京调回四川,省委派他去整顿简阳县委领导班子,兼管“四清”工作团。有三位副团长,我是其中之一。
        我们先后在解放、绛溪和平泉三个公社搞“四清”:清账目、清仓库、清财物、清工分。解放公社结束后,董启勋不再兼任团长,由省工会副主席黄文若继任。1964年3月,我接到共青团中央的调令去北京工作,提前离开简阳。
        刚到解放公社时,工作团召开“三级干部会”,向公社、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,说明“四清”的任务和有关政策。董启勋要我去讲,我说自己不了解农村,肯定讲不好;再三推辞也没有用,只好硬着头皮上台。头一句话我就说,前几天我们带着行李到公社时,小孩们都说“演戏”的班子来了,会场一下出现了笑声。我长期做少年儿童工作,讲话可以深入浅出,到会干部基本听懂了我们是来“演”哪出“戏”的。董启勋又布置我向省委汇报工作,我写了《我们的开场锣鼓》。时任省委书记处书记贾启允,把这份简报,批转给省内所有的“四清”工作团和各省级部门。
        要了解农民,首先要熟悉他们的语言。农村人说话爱用比喻,形象生动。形容公社财产,他们说“集体是块唐僧肉,人人都想咬一口”。评价公社制度的问题,就像“铁匠的围腰,全是漏洞”。一些干部有经济问题,“常在河边走,哪有不湿脚”?有一些干部消极,那是“黄鼠狼钻鸡屁股,看蛋(淡)了”。被误会的人或事,则是“黄泥巴掉进裤裆头,不是屎也是屎”。我们讲“实事求是”,他们说“鸡就是鸡,鸭就是鸭,不要把鸭说成鸡,也不要把鸡说成鸭”。这些话我至今记忆犹新。当然,真正要与农民有共同的语言,不是学说几句他们的话,而是要有共同的思想感情。
        解放、降溪、平泉三个公社的条件,在简阳算是比较好的。我们把涉及有关经济问题的农村干部,集中在公社或大队部,一笔一笔地核对账目和到库房查物资。工作团正副团长吃住都在公社,很少到社员家。我去过降溪公社的一户人家:一间草房,没有窗户;泥巴墙,多处透风;两夫妇和一个小女儿,同睡一间床,衣着被褥都很单薄;家里只有锅碗和柴灶;一头小猪也圈在屋内,满是臭气。夫妇两人都有病,劳动力弱,但又没有达到“五保户”的标准;公社给了他们一点经济补助,远不足以使他们摆脱贫困。
        在绛溪公社时,省委书记李井泉布置要搞“大生产队”的试点,也就是把三个生产队,将近一百户人家,合并为一个大生产队,进行经济核算。团长要我和团省委干部钱运通来负责。我们严格核实和登记三个生产队各自的财产,不无偿调走个人和集体的财物,合并工作还算顺利。这期间,周恩来总理正出国访问,总理的四位秘书趁此机会来四川搞调查研究,省委介绍他们来绛溪公社。他们平易近人,拒绝生活上的特殊照顾;只了解情况,不发表意见;与我和钱运通相处甚好,常给我们讲一些他们在北京的趣闻。从他们的身上,能看到周总理的影响。
        农村与城市的生活差别很大。为了让十岁的女儿了解农村,1964年春节刚过,我把她带到平泉公社,交给平泉大队的团支部书记,吃住都在她家,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。可惜不到十天,团中央调令已到,我只好带着女儿回成都。我问她有什么感受,她说红薯很好吃!我告诉她,长年累月顿顿只吃红薯,是很难受的。
        我不善于记数字,但在简阳工作这一段,我记得该县的年平均雨量,是1,200毫米。解放公社产棉花,最高亩产是100斤。

在辽宁锦县参加“四清”

        1964年4月,我调北京共青团中央工作。党中央决定在全国农村开展“社会主义教育运动”,又称“四清运动”。与以前“四清”不同的是:上一次主要是清经济;这一次是清政治、清经济、清思想、清组织,重点是整党内“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”。
        1965年秋,团中央派了大批干部,参加辽宁的“四清”。以团中央候补书记李淑铮为队长的工作队,进驻锦县大业公社大付大队。我和亚非疗养院的李家骅,负责大队会计所在的那个生产队。后期,我担任工作队的副队长。
        辽宁省委规定,参加“四清”的干部,必须实行“三同”:同吃、同住、同劳动。同吃,即轮流在生产队各家吃“派饭”;同住,是要住到社员家里去;同劳动,主要是参加秋收,收割玉米和高粱。
        吃“派饭”能接触到生产队所有的群众;收到我们交的粮票和现金,社员也很欢迎。我们扎根串连、访贫问苦,在大量了解情况后,没有发现政治上有问题的干部和社员。大队的会计姓王,我忘了他的名字。群众对他意见最多,说他有经济问题。李家骅会算账,又很仔细,在王会计的账本上,查出不少破绽。我虽然不会查账,但经历过多次运动,有点“斗争”经验。不拿出真凭实据,王会计一口咬定没有贪污。有时为了尽快过关,他又胡乱交待。一次我外出几天回来,他“坦白”贪污了1,000元。一经核实,他又说不清赃款的去向。问钱到哪儿去了?他总是回答“喝135了”、“吃腰儿细了”。1、3、5三个数加起来是9,酒的谐音;“腰儿细”是花生的外壳的形状,两头粗中间细,细处为“腰”。按照当时农村的生活标准,吃花生,喝小酒,是花不了那么些钱的。我反复向他讲明“坦白从宽、抗拒从严”的政策,抓住他前后不一致的漏洞,及时追问,使他不能自圆其说。有几次,我们事先找几个熟悉王会计的人来预演,估计他会怎样辩解,做到心中有数,打有准备之仗。最后我们查实王会计贪污400多元,每笔钱的来龙去脉都清清楚楚。我们把握政策,既没逼供,也没夸大战果,直到“四清”结束,王会计也无法翻案。
        当时很强调政治学习。每天晚上八点钟,我们把各家户主召集在一起,靠墙上挂的马灯,学习毛主席著作和有关政策。一般是我或李家骅,念毛选或报纸给大家听。会场非常安静,我以为他们在认真听,但仔细一看,多数人已经进入梦乡;即使被叫醒,几分钟后又合上眼睛。农民劳累了一天,按理说天黑就该睡觉了。这样的政治学习,实在流于形式,没有什么效果。
从南方到北方,我碰到了很多新问题。

        首先是语言不通。我的四川话,在北京团中央机关时还勉强凑和,但在东北农村,则根本行不通。李家骅是东北人、说地道的东北话,社员有啥事只找他,把我“晾”在一边。我被迫“放开”说“四川”普通话。语调虽然有所改进,但词汇跟不上。东北人叫公鸡,四川叫公鸡也叫鸡公,有一次开会我说“鸡公”,全场哄堂大笑。会后,一些小孩儿跟在我身后,不停地嚷“鸡公”“鸡公”。我也努力学着说上几句东北的土话,如“寻思”“埋汰”“不赶趟”“砢碜”“嗯呐”“闹心”“中”等,逐渐也能和社员“唠”上“嗑”了。
        辽宁省委严格规定工作团的人员“五不吃”:不准吃肉、蛋、鱼、米饭和面粉。我们天天吃玉米或高粱米,白菜或萝卜。北方农家的院子里,秋天挂满了刚收获的玉米棒子。玉米晒干后磨成面粉作饼子,是我们的主食。做玉米大饼子,要像做馒头一样,先把玉米面发酵,再握团压扁,沿大铁锅侧面贴一圈;锅底即可加水,也能炖菜;锅上面放上一个用高粱杆编的“大盖帘”,可以蒸东西。一把火烧下来,饭菜全有了;顺带还烧了炕。
        当地还吃高粱。夏天做高粱米,要把刚煮熟冒着热气的饭,用井里打出的凉水冲泡,叫做“熟米水饭”。高粱米饭本来就硬,经冷水冲泡更硬,吃起来更经“饿”,干活儿就更有劲儿。他们说,这种饭是招待客人和干重活时才吃的,我们是客,所以特意为我们做。东北人喜欢吃高粱米饭。我们村里的一对老贫农夫妇,去西安探望女儿回来,唠叨那两个月,玩得很高兴,但天天只吃白面馒头,“一粒高粱米都没吃着”,最想高粱米了。
        我是四川人,玉米饼子或高粱米饭,对我来说太硬太结实,顿顿吃不习惯,也消化不了,经常胃痛;副食只有白菜萝卜,缺少蛋白质。到“四清”结束时,我已经瘦到“皮包骨”:用大拇指和中指,轻易就能圈住另一只胳膊的上臂。有几次我偶然发现,工作队里有人带了巧克力、肉松等东西,私下里悄悄吃;我自觉遵守规定,没有带过任何一样食品。有的社员,看到我们只吃粗粮和蔬菜,不忍心,特别做一碗豆腐。做法很简单:锅里加点油,把豆腐放进去,煎一煎,熬一熬,最后撒上点儿葱花。对我们来说,这是美食,吃起来真香。
        北方农村的住房条件,比四川好得多:四川农村多是茅草房,少有窗户,屋里黑乎乎的;东北农村一家多是三间房,“灰打顶”,也就是房顶抹水泥,可以晒粮食;房子坐北朝南,南面一排玻璃窗户,冬天阳光照进来,亮堂堂暖烘烘的。拉通的大炕挨着南窗,炕上放个柜子,上面摞被子。靠北墙摆家具、镜子,墙上贴年画,有的还挂奖状。
        我和李家骅,住在村里最穷的一位老贫农家。他家除进门的空间有锅灶外,有两间住房,一大一小。窗户没有装玻璃,糊的是白纸;墙壁没有刷白灰,糊的是旧报纸,后来贴上了李家骅的彩色烟纸盒。屋里没有家具,仅有两个炕。我们俩加上两位当地干部,住稍大的那间屋,睡稍大的那个炕。主人用高粱秸,怎么也烧不热我们的炕。我们自己掏钱买煤块烧,但煤块火“硬”,不好掌握,一下烧过又“烫屁股”,躺上去像“烙饼”似的,得不断地翻身。炕一热,跳蚤异常活跃,“潜伏”在衣服里,频频“出击”。工作队开会时,我常被咬得坐立不安,只好找一空屋,从棉衣、毛衣、背心到内衣,一件一件地脱下来抖。抖完了跳蚤,再回去接着开会。问我去哪儿了?我说:“跳脱衣舞去啦!”
        北方的冬天,风雪交加,刀割似地打在脸上。一次,我从公社回大队,沿着堤岸走,竟然被大风吹落到坡下。我戴着棉帽、穿着棉鞋;身上大棉袄、二棉裤,外加军大衣,在屋外却仍然冷得发抖。我这才懂得,什么叫做“寒风刺骨”。然而,我喜欢雪,广阔的田野,一望无边的白雪,覆盖了一切,在阳光下晶莹闪烁,那么干净,那么纯洁。
        春节回北京过年,回锦县时我带了一个135相机,给不少社员照了全家福。1966年4月,团中央召开九届三中全会。我是团中央候补委员,回北京参加会议。我把36张照片冲洗出来,回公社后分送各家。很多人是第一次照相,感到格外新奇,一家人挤在一起,拿着照片,左看右看,久久不愿放下;小孩到处嚷嚷:李叔给我们家照相了。
        “四清”结束前,大队召集全体社员开会。听完李淑铮的工作报告,人们还不想散去,一致鼓掌要我唱歌。我爱唱歌,喜欢即兴表演:一首歌唱一百遍,每遍都有新花样。推辞不掉,唱了一首《三头黄牛一匹马》:
        三头黄牛,一呀一匹马,
        不由得我赶车的人儿笑呀笑哈哈,
        往年这个车呀,咱穷人哪配坐呀,
        今年呀嗨,大轱辘车呀,轱辘轱辘转呀,
        转呀转呀,转到了咱们的家。
        嘿!转到了咱们的家。
        我边唱边比划,长鞭儿一甩“得儿,驾”;赶着那大车回了家,“吁——”。全场沸腾,欢声笑语一片。小青年更热情,认定李叔唱的这首歌,应该“灌”唱片!
        工作队离开大付大队的那天,成群结队的男女老少,聚在村口送行,有些妇女和孩子放声大哭,就像电影里苏区的老乡送红军。这种场面,我以前没有见过,以后也没有见过。我坐在马车上,不断地向他们挥手。村庄越来越远,人群越来越小,直到再也看不见。我强忍着情感,上了火车,才发现自己早已热泪盈眶。

在河南潢川县参加整党

        1969年4月15日,北京共青团中央机关的干部,到天安门前毛主席像下宣誓,决心走“五七”道路,离开首都去河南潢川县的“五七”干校。在干校,劳动很重,我们与附近的公社,基本没有接触。
        1971年,河南省在农村开展整党运动。干校派人参加,去邻近的桃林公社张集大队,由戴云带队。戴云原为胡耀邦的秘书,团中央宣传部副部长。“文革”中他和我都被关进“牛棚”,以后成为挚友。在张集,我负责一个生产队,一共两个党员,又不查账,与在辽宁“四清”相比,工作轻松多了。
        在队里,我颇受欢迎。我可以犁地,犁把扶得稳、路走得直;我还能挑担,百斤重的稻草,挑起来就走。即使在农村,也不是任何人都能这么干的。这是我在干校经历了劳动锻炼的成果。有些老人还劝我悠着点,说那是年轻人干的。我会理发,随时可以拿出围裙,用手动推子剃个光头,一般还有几个人排队等候。只有一次不当心,“夹”了一个小伙的头发,他高叫“老李,我不‘逗’了!”在河南,“逗”是一个总动词,不“逗”就是不干了,不剃头了。我自备了少量的眼药和感冒药,如遇到农民的眼睛不适或有点感冒,我也给他们用。他们很少用药,一用就灵;于是我被误认为是医生,他们有病痛就来找我。我敢唱《三头黄牛》,但是不敢当医生,马上申明自己不懂医,只有这两种药,不能包医百病。我深感农村缺医少药,这是一个大问题。他们没见过收音机,我打开收听广播时,总有一圈人围在身边。
        当时农村的工作路线比较“左”,例如用“平调”的办法建立集体养猪场,社员的自留地由集体统一耕种,大寨式记工分等等。这样做是不是有利于发展生产?其实,只要得到社员的信任,他们就会讲心里话。有一次,我和一位中年社员一起干活儿,一边干一边聊,谈得很投入,我大胆问他生产队集体劳动和以家庭劳动为主的方式,哪种好?他说:“只要不扣资本主义的帽子,当然家庭劳动的效果好得多。”我听了,心中有数,知道他说了真话。
        我住在社员家。这家有三间房,我一人住一间,屋里有床。还是吃“派饭”,主食是大米。北方一般吃面粉,但河南信阳专区特别是潢川县产水稻,人说“好个潢川县,一半水稻一半面”。他们用一小黑瓦罐,装上新米,不加盖,“捂”在柴灶的烧火洞里,做菜烧水时,顺带就把米饭“焖”熟了。取出来的瓦罐,上面一层黑炉灰,把黑灰“扒”掉,露出白白的米饭。这种饭吃起来特香,不吃菜也没关系。与在辽宁“四清”吃玉米高粱相比,河南农村的生活,实在是太“幸福”了。有香喷喷的大米饭,有和睦相处的群众;再没有“母蚊子”*之类的恶人,整天与我“斗来斗去”,我真愿意在这里多住上几个月,多熟悉一些农村的生活。
        不幸,我的眼病突然发作,难以坚持工作。戴云同意我到外地治疗,我先后到了信阳、武汉和成都,历时两个多月才勉强治愈。回到河南时,这一期的整党已基本结束。我去张集大队搬行李的那一天,戴云留我住下。我们躺在床上深夜长谈。谈林彪“自我爆炸”后的形势,谈干校的问题,谈农村整党。老戴告诉我,他已经和大队支部一起,解散了大队养猪场,把平调集中来的猪,又还给了生产队和社员,群众很高兴。他还把在农村中发现的问题汇总,向中央主管农业的领导华国锋反映了情况。在“文革”期间老戴敢于这样做,令我钦佩。
        第二天,我依依不舍地离开张集,回到潢湖“五七”干校。

结尾的几句话

        我三次去农村,两次在“文革”前,一次在“文革”中,所去的公社都是生活条件相对比较好的,并没有真正了解当年中国农民的贫困和疾苦,但四川绛溪公社那一家贫困户,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改革开放后,农村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,但还有一些地方仍然贫困,我拥护党和政府帮助所有地区的农民脱贫的政策。
        至于“四清”运动,我无法在此作全面的评价。前“四清”清经济没有错;后“四清”打击面过大,特别是重点整“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”,成了“文革”的前奏。以后听说,有的地方派出的工作队,一进村便夺权,把干部集中关起来,斗来斗去;还有的先把干部绑起来,再让他们“交代”问题,搞“逼供信”的那一套。有些在“四清”中被冤枉的人,“文革”中找上门来“造”工作队的“反”。
        团中央派出的工作队,政策执行得比较好,这应该是受时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耀邦的影响,胡耀邦办事一贯实事求是,反对极“左”的作法。提到实事求是,我立刻想起简阳农民说的“鸡就是鸡,鸭就是鸭,不要把鸭说成鸡,也不要把鸡说成鸭”。无论做人做事,都应该如此。
        三下农村,我交了三个终身的朋友:董启勋、李淑铮和戴云。五十多年过去了,董启勋、李淑铮和我都年至耄耋。我们始终保持着联系,过节过生日,通一次电话,重温彼此之间深厚的友情。戴云英年早逝,我有专文怀念。他离世已经三十六年了。戴云,我的“生前好友”,此时此刻,我特别想念你!
2016年1月23日完稿
(原载于《四川散文》2016年第五期)
作者注:*“文革”中一个恶意伤人者。详见《往事随笔》中的《谁是“母蚊子”》一文。
 
 
李致,四川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名誉主席、巴金文学院顾问。以“往事随笔”为总题,先后出版《我的四爸巴金》《铭记在心的人》《李致与川剧》等多本著作。2012年被授予巴蜀文艺奖终身成就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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